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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清史稿》是现代研究清代历史重要参考书之一。世人评议此书者,因立场不同,而说法不一。国民政府尝以十九条款,颁为禁书,后又在台湾省编订《清史》以代之,意在续于二十五史之后。1927年,马衡、沈兼士、俞同奎、肖瑜、吴瀛等接受北京故宫及紫禁城内清史馆时,行政院聘朱希祖教授审查《清史稿》,我预其役。旋整理札记,首先揭发其失误,兼为优点,发表《清史稿之评证》(载1931年、1932年《史学年报》)。抗日战争时期,我供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,在1945年9月1日5卷8期《文化先锋》发表《三论清史稿》,并在中国史学会刊物《中国史学》1946年第2期发表《重修清史之商榷》。民国初年,朱师辙与其父朱孔张两代预修清史,始终其事,且受任保管史稿,又娴于清史馆掌故,解放后撰《清史述闻》,号称翔实周备。今简述《清史稿》,以备当代治清史者参考。
  唐代已降,每鼎革易代之后,必修胜国之史。民国肇创,也循例以修逊清之史。民国三年(1914)春,于故宫东华门内设清史馆,延赵尔巽为馆长,从事纂修。总纂五人:缪荃孙、柯劭忞、王树楠、吴廷燮、夏孙桐。纂修三人:金兆藩、章钰、金兆丰。协修朱师辙等八人,(一人兼校勘)。后又复设总纂四人、纂修十二人、协修三十七人。在修史十五年中,人事多变,总纂后增至七人,实则到馆工作者仅柯、吴、缪三人。纂修兼总纂二十一人,其中十二人未到。协修二十一人,其中七人未到;校勘兼协修十七人,其中三人未到。后又添聘十九人,还有名誉纂修及顾问,名义上凡百数十人,实际工作者不过七十人。
  清史体例采用《史记》至《明史》的纪传体。名誉协修张宗祥以为当先修志、表,再撰本纪,而后及于列传。协修朱希祖也有《拟清史宜先修志表、后纪传议》。当时商榷体例者还有于式枚六人、梁启超、吴廷燮、金兆藩、夏孙桐、吴士鉴、袁嘉穀、陈敬第、朱钟琪、袁励准、刘树屏、卢彤等多种方案,馆长终于基本上采纳了于式枚、缪荃孙、秦树声、吴士鉴、杨钟义、陶葆廉六人《谨拟开馆办法九条》(搜档册、采书籍、仿《明史》、勤采访、办长编、三品以下臣工用阮元儒林文苑传例集句,注出处,附考异,全用《明史》例而酬增删),皆合史法。袁嘉谷、陈敬第《清史凡例商榷》也强调网罗档案和初稿加注,还主张“志之记载宜有通史之意”,且言《史记》本非断代,“八书”自属通史。顾《汉书》以下,各志亦往往兼有通史之义。虽略远而详近,实鉴往以知来。欲后世考古之儒,于各种源流有所依据,必赖于今日各志之记载详明、征引赅洽。”深具史诏。卢彤《条陈征集书籍及分类纂办法》,关于调查事项主张:(一)搜集海内遗著;(二)征集各埠报章;(三)征集名人事略;(四)征集各省地志;(五)征集各省舆图;(六)征集名人小照及手迹。关于编纂事项:(一)多作表;(二)多作地图。分类纂修都为五科:集合;撰述;缮校;修辑;审订。还谈到成书期限及刊印办法。深能体会《史通》的《采撰》、《辩职》之精义,今天仍有参考价值。清季上海清报记辛亥革命日期(即十月十日,夏历八月十九日)甚确,惜《清史稿》未采卢议,不求之报章,以致误载其时日,按官书、私著、公私记载必参稽而后方能记载无误。黄梨州《明史案·三例》:“国史取详年月,野史取当是非;三家史备官爵边系。”益见卢说之可取。吴廷燮上《清史商例》,也多高见,其《修史待商要义》以为“一在求详,一在求实”。朱钟琪《拟修清史目例》附《管见四则》,主张:一阙疑;二传信;三辟邪;四辨诬,也都是正确的史观。今撰史修志,都当考虑及此。
  修清史之初,建议颇多;所拟篇目有可取而未见施行者。如所拟志目有都邑、民族、民俗、宗教、新工艺,传目有宦官、阉党、国语、外教、叙传,惜未能行。
  在十五年清史编纂过程中,历经沧桑。馆员有未到馆者,有到馆而未撰稿者,也有撰稿而未用者。撰稿人均见功课簿,成稿每年夏历四月、七月、十二月抄誊成交馆。编纂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,民国三年至五年为第一期,经费充足,人员多,成稿较多,惟人自为战、漫无条例,且无人总阅。六年以后为第二期,因连年战乱,经费支绌,人员多去。十一年编者六十八人,重新布置工作,十一年,邵章任提调,至十四年,大段结束,是后为第三期。修正稿件,议刊刻之事。是时,始终预与编纂者仅十四人(即关内本列于卷首者),而许授衡撰刑法志;吴燕绍撰西藏传;陈棠(作陈年误)撰畴人传,则假手馆外人而成。其后整理全稿、筹画刊刻、金梁自充总校、代袁金铠发稿付印,竟行偷改,为朱师辙发觉。
  史稿初成,仿王鸿绪《明史稿》列,名为《清史稿》,以示尚待删订。印刷1100部,每部131册,价百元,分三次交书。(后外方书价涨至500元以至千元)1927年底发行50册,预约者皆取去,二次印成30册,有未取去者。其余51册,陆续出版。未及发行,北伐告成,金梁携去400部,运至沈阳,而清史馆为故宫博物院接收。接收委员马衡等函请朱师辙赞助作馆,金梁二次盗运,被朱氏阻止。故宫博物院组织委员会,从事审查《清史稿》,主其事者为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兼故宫文献馆专门委员:朱希祖。时北大尚未复校复课,我即协助审稿,嗣整理札记,写成报告书,兼为其书的优点和缺点、错误。故宫于1929年10月以其书观点错误,呈请国府行政院颁为禁书,并谓已聘史学专家编辑《清代通鉴长编》,稿成之后,再请政府开馆以修清史。《情史稿》既经禁锢,原书拨交国府文官处图书馆245部,又22669册;颁赠中央官长59部。1934年,学界有建议解锢者,行政院聘吴宗慈检校,拟勘正编定,附于原书,再行解禁。
  《清史稿》在北京初次印出,发现金梁自命为校刊总阅,妄加增删,且私撰《校刻记》,馆中哗然,决定改正,由朱师辙抽换重印,并撤去金梁《校刻记》。这一正本,一名正稿本,世称“关内本”。金梁妄改之本,在东北印行,世称“关外一次本”,或称“伪本”,以别于正稿本。还有所谓“关外第二次本”,删去“关外第一次本”的《张彪传》,除掉《公主表·序》为《时宪志》中的“八线对数表”,又增入陈黉举、朱筠、翁方纲等传,还删节了赵尔丰传。1942年,上海联合书店有缩小铸版影印本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时期,也曾据关外二次本,删削重印为529卷本,有铅印为二巨帙本;有洋装影印二小册本。1976年,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,以“关外二次本”为底本,并注关内、关外一二次本互异之处。惜余未见日本所印者。
  清末遗老所修的《清史稿》,自然站在清朝立场,观点反动,歌颂清帝,称明末义师为“土贼”,以太平军为粤匪、粤寇,且辛亥革命为“倡乱”,避而不谈帝国主义的夷务、洋务,经济侵略的实质,史事也多所错误遗漏。即清代重要档案也未曾详加稽考。但总汇一代大事,大体完备,自不可废。现在既流传有关内、关外诸版本的《清史稿》,又有大陆的点校本,也有台湾出版的《清史》,各有可供参考者。如事广参清代公私记载,根据清史馆的残稿、档案、图籍,继《清史述闻》而编纂的有系统、科学性的“清史的编纂学”,也有必要,是则有待于来哲了。


2015.1.4
转载自:文史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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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了,不错,讲的太有道理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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